今天下午三時，經褚老身邊人士確認，原云南紅塔集團有限公司和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褚橙創始人褚時健去世。

褚時健生前履歷

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農民家庭；

1979年10月，玉溪卷煙廠廠長；

1986年，“第一車間”革命、“三合一”體制建立；

1988年，“紅塔山”成為玉溪卷煙廠第一品牌；

1990年，授予全國優秀企業家；

1993年11月28日，云南紅塔山集團有限公司成立；

1995年2月，褚時健被匿名檢舉貪污受賄；

1995年9月，任云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1996年12月-1998年，被隔離審查；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被稱為“現代法律文書的典范”的長達8000字的判決書，宣布褚時健因巨額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01年，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

2001年5月15日，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并且活動限制在老家一帶；

2002年，保外就醫的褚時健承包了一片2400畝的荒山，種起了橙子，

2011年，刑滿釋放；

2012年11月5日，褚時健種橙的第十個年頭，褚橙首次大規模進入北京市場；

2018年1月17日，云南褚氏果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了成立儀式，褚時健獨子褚一斌擔起褚橙重任，牽頭組建股份公司任總經理，90歲高齡的褚時健任董事長一職。

褚時健如何帶一幫農民種出世界一流的橙子？以下內容由創業家摘編自《褚時健傳》。

在褚時健決定做農業的時候，親友們除了覺得農業本身很辛苦外，還有一層擔心就是，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社會，農民們大都不懂市場經濟，不太理解市場商業行為、不理解契約精神，不習慣在工業化的流程里待著；褚時健要掛帥帶著一幫農民，投資千萬做一件五年后才見效的事。——褚大爹，您準備怎么搞？

讓“移動”的農民定下來

第一年褚時健就嘗到了“厲害”。最開始到果園做工的有30多戶，其中20多戶是老農場留下的農戶。這些農戶的統一特點是長年低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可謂一窮二白。所以在心態上，這些農戶隨時把自己處于“移動”狀態，哪里掙錢就去哪里。第一年春節前夕，好幾戶農戶在沒打招呼的情況下，一夜之間就卷鋪蓋攜家帶口走了，給其他農戶留下話說：“搞不到吃的，另外找活兒干。”褚時健只好讓作業長們四處尋臨時工頂上。

更糟糕的是農戶們對于褚時健標準化的種植方式很不理解，有的農戶因為文化極低，連農藥噴霧器上的刻度數字也無法看懂，必須作業長手把手教，或者直接用筆在瓶子上畫上粗粗一道線這種最原始的方法進行指導。

在農戶看來，這很難接受，他們從小都是跟著父輩憑經驗和感覺來種地，春天播種秋天收獲，有蟲打蟲，天干淋水，哪里來這么多規矩？但褚時健的要求卻都是數字化的：深挖地要到多少厘米、株距行距是多少數字、農藥噴打是多少量、剪枝是哪一個時間段、剪枝要剪到多少量、平均一個果大概有多少樹葉搭配才科學，否則要控梢……農戶們讀書時也未見過如此復雜的數字，更何況要全部記下來并且執行到位，這實在太難。

褚時健對此的方法是強行執行：一方面，年復一年地培訓農戶們的科學技術知識和具體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強化作業長們的帶頭作用，農戶學習培訓的每一步，都要有作業長帶著走。與此配合的，則是精細到家的獎懲制度。北大黃鐵鷹教授曾經就褚橙的生產經營案例做過研究，他錄下了這么一份2013年褚橙基地的工作計劃：

2月份潰瘍病檢查，四年生樹及掛果樹按15片葉/株的標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一二三年生樹按3片葉/株的標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

春季修剪不到位，樹冠內堂通風透光不好，檢查時扣預支生活費100~200元。

在焚燒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干枯枝時，若燒著果樹，扣預支生活費50~100元。

頂果工作檢查，發現墜地果以50個為基數扣預支生活費20元，每增加10個多扣5元。

除草劑危害果子檢查，以5個為基數扣5元，每增加5個多扣5元。

日灼果檢查，發現未用紙包裹的，以5個為基數扣5元，每增加5個多扣5元。

在花芽現蕾時，要用0.2%的磷酸二氫鉀+0.15%的硼砂噴花。

在盛花期，根據花量每株補施氮肥70~100g。

第一次生理落果結束后，要用30~40ppm赤霉素保果；在70%以上的樹開始

第二次生理落果時，用50ppm赤霉素保果。打完保果劑，每隔7~10天用手動式噴霧器噴一次800倍多豐素+1000倍鈣田力。同時剪除樹上干枯枝及流膠病枝，并集中燒毀。

果園內20厘米以上的雜草要清除干凈。

施肥溝，深30厘米、寬20厘米、長80~100厘米，每株施有機肥7.5公斤+復合肥0.3公斤。

——繁復，精細到角落的數字。看得出來，褚時健是用細到不能再細的條文約束農戶們必須往工廠化管理的方向上走，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一次褚時健到果園巡看果樹，發現樹上有一種先期打藥本該滅干凈了的蟲子，馬上把質保主任叫來：“這是什么？”質保主任慌了：“打藥了呀。”褚時健叫他把當時打藥的一些工具收上來查看查看，拿過來一看，褚時健火了：“制度上寫得很清楚，樹長到3米以上，樹體很大的情況下，要更換大的打藥機，你這么一些小小的噴霧器怎么行？工作這么馬虎，你對誰負責？人家看著你是打藥了，其實一點作用不起！”

80多歲的褚時健平素和藹，嚴肅起來還是很凜然。最后褚時健一擺手：“我看這件事你不要搞了，換人。這種事開不得玩笑。”

經過幾年的制度化管理，道理講通了，農戶也都明白和理解了褚時健的做法。一名農戶在果園碰到馬靜芬，馬靜芬問：“干得咯開心？”（云南話：“干得開不開心？”）農戶說：“開心的嘛！你趕我走我都不走。”

農戶的開心主要在于收入的提高和環境的改善。褚時健說：“農民不太懂條文契約精神，但是他們有堅定的感情契約。”早在玉溪卷煙廠期間，褚時健就不遺余力地對種植煙葉的煙農給予各種補助。他的道理很直接：把利益共享問題解決了，農戶比自己都要對工作負責。

在2007年以前，金泰公司對農戶的工資制度主要是每月固定工資加一些獎金。公司還在果園給農戶提供住處，這些房子都是金泰公司出資修建的青磚瓦房，水電沼氣、廚房廁所一應俱全，每家還配1~2畝菜地，種菜養家禽都可。

2003年前后，每個農戶平均每月工資是300~400元，之后逐年按每月增加100元的幅度增長。到了2007年，果園大量的樹開始結果，果子收獲量達到2000多噸。褚時健對農戶開始采取另一種薪酬制度：每人每月按時會領到2000元的借發工資，到年底果子收獲后，按農戶交出的橙子總量、橙子的等級兩個標準算出收入總量，把借發工資刨除后，剩下的發給農戶。

這是褚時健獨創的一種薪酬制度，也是金泰公司到今天人員穩定的最大保證。借發工資保證了農戶們的基本收入和生活水平，2000元在當地工廠也算不低的一個數字。而到年底按生產量和種出橙的等級來算總收入，則是一種激勵式的算法。在收入高低的比較下，農戶們都愿意做到高產量、高品質，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褚老板嚴格、精細的生產制度來辦。

金泰公司每個農戶的平均月收入，2004年是每月400多元。10年后，2014年，一個農戶家庭負責2000多棵橙樹，年收入最低能到五六萬元，最高的能到將近10萬元。“就算一家養兩個大學生，他們也吃得住。家里還可以買兩部摩托車。而且平時生活沒支出，果園里的水源、農藥，所有生產資料都是公司統一配，不用他們掏成本。公司給他們都修建了配備齊全的房子住，而且每家都有公司給的菜地，吃菜吃雞吃蛋都不用花錢，就買點大米買點油，過得應該滿意了。”褚時健幫農戶們算得一筆賬。

“褚橙基地的農戶們不是農民，是農業戰線的工人。”作業長王學堂開玩笑說。

作業長們的收入當然要高很多。2013年褚橙基地豐產，從2012年的8000噸一下躍到了12000多噸。褚時健除給幾個作業長增加了年終獎金外，還每人獎勵了一套在玉溪的150平方米的住房。作業長的年收入，好的超過了20萬，低的也有十多萬。一次新平縣縣長開玩笑說：“作業長們的收入比我還高嘛！”褚時健笑笑：“你們一樣辛苦，不過你比他們責任還要大一些。”

位高權重的作業長

褚時健在果園剛剛建立的幾年，曾經成立過一個生產技術部，是作業長與他之間溝通的中間渠道。本來他希望來自作業長們一線的生產信息經過生產技術部的技術性淘汰后，他能更有效地處理果園的各種即時狀況，但幾年下來后，他發現這種溝通方式無效的地方居多，信息溝通不直接，所以他果斷裁撤了生產技術部，由作業長們直接面對自己。

宣布裁撤那天，他告訴作業長們：“有問題你可以打電話跟我講，我聽得懂。有些事情覺得復雜，一下說不清的，我第二天早上就下來。”

褚時健不喜歡在公司里設太多人，在金泰公司，農戶和管理技術人員的比例大致在10∶1。褚時健的觀點是：公司里人多了，事情就少了，人會懶。但農業是個勤行，人一旦犯懶，會影響很多事情。“要讓人做事，叫他多負點責任。不然他吃閑飯還要罵人：這個老板一點都不放我們的手。”

作業長是果園里重要的工作崗位，上對褚時健，下對各個農戶，果園里的一切生產情況，他們直接向褚時健負責。王學堂有一次對褚時健開玩笑說：“我覺得我們是夾心餅干，您一邊，農戶一邊。”褚時健說：“夾心餅干好吃呢嘛！”他給作業長的定義是：有關生產的技術工作、行政工作，統統都集中在作業長身上。所以作業長必須懂技術還要懂行政管理，作業長們經常聽到褚老板的一句“訓話”是：你們自己技術不過關，搞到農戶認為你外行管理內行，那就鬧笑話了。

有意思的是，作業長里無論王學堂還是郭海東，都認為褚時健是一個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實干家+戰略家。

褚橙基地一共設了四位作業長，最早果園基地是2400畝，每人管理600畝左右的果園。隨后，褚時健不斷擴增周邊的土地，到2015年，褚橙基地已經有6000多畝果園，掛果的就有3200畝。作業長管理的農戶也從二三十戶增長到了2015年的50多戶。

按作業長郭海東的說法，作業長層面的幾個人既要發現問題，又要解決問題。在褚老板面前，農戶可以只提出問題，而作業還要會解決問題。而且褚時健并不喜歡企業的中層干部只是一個傳聲筒而沒有自主判斷的意識和能力。

2014年秋天，云南干旱，日照過強，許多果子都被曬白，褚時健著急，從玉溪趕到果園去查看情況。他把幾個作業長召集在一起到果園現場商量解決方法，褚時健告訴他們：“這么個曬法，過幾天果子就會往下掉了。你們趕緊套袋。”套袋在某幾個橙子上是用于吸光，保住大多數果子。他沒想到的是，幾個作業長說，因為時間著急，沒和他商量，已經采買了10萬元的袋子，馬上就準備套上了。褚時健聽了很欣慰：“你們主動一些，我就省心多了。”

果園的工作計劃都是由作業長來定，每年肥料結構的調整、灌溉的安排、施肥的時間、剪枝的培訓和執行、農戶工作的監督和檢查，都是由作業長來負責。這些工作也決定了作業長們一年收入的多少。

褚時健總是說，一個企業要在競爭中進步，但差不多從2012年以后，褚橙就沒有競爭對手了，所以內部競爭就很重要。褚橙基地四個作業長之間，以自己片區的果子產量、果子等級的比例來計算出年收入，因為彼此有差異和比較，自然競爭的局面就產生了。

褚時健一直強調作業長要經常巡果園，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讓農戶看到作業長出現在地頭。這是一種身體力行的表現，也是一種監督的體現。褚時健也是如此，在果園最初的幾年，他幾乎每周都要去果園。在果園建設成熟后，他依然保持每月必須到果園兩三次的頻率。

不過，他說對于農戶和作業長來說，最大的監督力量還是工作績效必須和個人收入掛鉤，“不然你牽只老虎去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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